瞬间

　　李多钰：您刚才说张艺谋的片子越拍越差，有人认为您现在的书也写得越来越差……

　　王朔：……　　　　　　　　　　　　　　　　　　　　　　　　　　

　　记者李多钰 作家王朔

　　王朔语录

　　张艺谋的新片《幸福时光》不值一提。

　　选秀的炒作倒是真的不关张艺谋的事，张艺谋不想炒，其实炒也没什么不好，就是有点恶心。

　　张艺谋的片子现在是越拍越差了，片子拍得?嗦，节奏掌握得不好，幽默感也不到位。

　　张艺谋的才撑不住现在的地位，但是他又不能不拍，要维持这个地位，还要维持那么多人的生计。

　　刚刚过去的2000年的最后一晚，深圳大梅沙搞了一个“黄金海岸愿望2000”万人祈福活动。当晚各地文化艺术名人济济一堂，王朔跟他的朋友--第六代导演张元、艺术家米丘作为嘉宾，也来“玩”了一下。

　　“玩”是王朔当天对记者特别强调的，他不承认自己真的是来为2000年祈什么愿。

　　于是，当天下午，就着20世纪南中国大海上的最后一轮夕阳，在一艘名为“南方明珠”的小游船上，记者与王朔开始了一场轻松的谈话。王朔在2000年大骂文坛耆宿，挑起中国文化界酷评之风，访问者当然无数，我们的幸运之处是，活动的组织者为我们创造了海上专访王朔的条件，并且，时间安排在2000年最后一天，同时也是20世纪的最后一天的傍晚，一个自然而然的好时机，令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写下《王朔2000年最后一骂》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

　　照王朔的说法，炒作或做秀在很多时候都不是新闻人物自己的愿望，媒体更愿意借炒作来推销自己。确实，对不少新闻人物来说，媒体总是不那么“听话”的。在与媒体长期的“合作与斗争”中，王朔的高超本领在于，他总能够在媒体面前保持主动出击的本色，不掩饰自己的任何观点，不避讳谈任何私隐以外的问题，因而也就不给媒体任何钻空子的可能；他不管别人出什么招，只是一路按自己的“野球拳”招数打过去，同时行云流水地抛出一根又一根骨头，引得大狗小狗一路狂追。王朔这一招“新打狗棒法”，要诀在于目中无人、一意孤行、发动群众、奔向主题。与王朔的直面媒体的勇气比起来，有些人在媒体中疲于应付，显然是功力不足之故。

　　王朔当天谈话爽快风格不变。

　　我们的谈话从网络开始。-本报记者李多钰

　　网络没有改变生活

　　我不关注文艺圈的事儿，确实没有什么可关注的。今年我也没看什么小说，今年我就是看了几部电影。

　　记者：听说不久前举办的“第二届榕树下网络文学大赛”邀请您做评委，您没有参加，这似乎与您去年第一届榕树下网络文学大赛时的积极参与态度有所不同。这一年来，您对网络文学的态度有所改变吗？

　　王朔：他们提前给我寄来了参赛作品，太多了，我当时有事，实在看不过来，就没去。作品都没看，怎么评啊。

　　网络没有给文学带来什么，网络只不过改变了文学的传播途径而已。他们高唱什么网络改变生活，谁的生活改变了？没有。

　　记者：您觉得今年文艺圈内有什么事是值得关注的？

　　王朔：我不关注文艺圈的事儿，确实没有什么可关注的。今年我也没看什么小说，今年我就是看了几部电影。

　　记者：您都看了些什么片子？觉得国产片有好的吗？

　　王朔：我就不相信现在这种时候能够拍出什么好片子，能通过的都不是什么好电影。

　　《花样年华》不错

　　《花样年华》是吃了摇头丸拍的，好多镜头那种色彩和变形的视角很特别，那都是HIGH状况下的视角和色彩。

　　记者：《花样年华》看了没有，感觉怎么样？

　　王朔：《花样年华》不错，王家卫的电影都不错。王家卫那样HIGH着拍，能不好吗？HIGH是什么意思你懂不懂？就是吃了摇头丸拍的，他的好多镜头那种色彩和变形的视角很特别，那都是HIGH状况下的视角和色彩。这是我的感觉，对不对不知道。

　　记者：张艺谋在《有话好好说》里也用了很多晃动变形的镜头，感觉怎么样？

　　王朔：那个不一样。那是乱晃，感觉不到位。

　　《花样年华》的好处是对人的关注点比较正确，它关注的是人。不像《一声叹息》，把人的问题变成了社会的问题。

　　记者：除了王家卫您还喜欢哪些香港导演？

　　王朔：香港导演好的真不少。他们最大的好处是他们不吹牛，是什么就说什么。你看王晶挺俗的罢，但是俗得好，不拿架子，不把自己当回事。还有许鞍华、关锦鹏都不错。

　　记者：《卧虎藏龙》您看了吗？感觉怎么样？

　　王朔：《卧虎藏龙》不错，挺好看，但是没什么特别的。

　　张艺谋越拍越差

　　《幸福时光》不值一提。

　　张艺谋的才撑不住现在的地位，但是他又不能不拍。

　　记者：张艺谋说他也要拍武侠片，您怎么看？

　　王朔：拍就拍呗。武侠片有什么呀，谁不能拍呀，他拍有什么特别的。

　　记者：对张艺谋的新片《幸福时光》您有什么评价？

　　王朔：不值一提。

　　记者：您是对他前期的炒作有看法吗？

　　王朔：选秀的炒作倒是真的不关张艺谋的事，张艺谋不想炒，那是合作网站在炒，想借这个事提升网站人气。其实炒也没什么不好，就是有点恶心。

　　张艺谋的片子现在是越拍越差了。他的片子我还是喜欢《秋菊打官司》和《红高梁》。《活着》我都不喜欢。片子拍得?嗦，节奏掌握得不好，幽默感也不到位。感觉那种幽默不对路。葛优是一个好演员，但是他不太适合这部片子。

　　张艺谋的才撑不住现在的地位，但是他又不能不拍，要维持这个地位，还要维持那么多人的生计。电影这种东西生产关系比较复杂，不像写小说，可以自给自足，拍电影就是花钱，还要养活人，不容易。

　　金鸡奖是扯淡

　　开罗奖也就是一乡镇企业奖，扯淡，得那个奖有什么好提的？金鸡奖也一样扯淡，跟开罗奖没什么区别……

　　记者：看起来您对《一声叹息》的评价不高。不过《一声叹息》今年在开罗电影节得了不少大奖，包括你的剧本奖。冯小刚退出金鸡节，金鸡节为此对开罗电影节意见很大。

　　王朔：开罗奖也就是一乡镇企业奖，扯淡，得那个奖有什么好提的？金鸡奖也一样扯淡，跟开罗奖没什么区别，集体奖，并列奖一大堆……什么，要我做那评委？我丢不起那个人。

　　记者：听您的口气，对姜文特别推崇，您是不是觉得姜文是中国最NB的导演？

　　王朔：不错，姜文的片子部部NB，确实是中国最NB的导演。他的片子就是少，可能是放不了，投资商担的风险大，就不敢投吧。

　　记者：你对电影挺关注也挺在行的。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你来拍部片子，怎么样？

　　王朔：条件永远没有什么成熟的时候，条件都是人找的。拍电影有什么，就是花钱呗，有什么不敢的。不过我拍的片子肯定通不过，还是算了吧。

　　我写书给自己看

　　以后中国的文学肯定是要向两极发展的，一边是畅销书，写书就是为了赚钱，一边是纯文学，就是写给自己看的。

　　记者：您刚才说张艺谋的片子越拍越差，有人认为您现在的书也写得越来越差……

　　王朔：我现在写东西不是为别人了，我是写给自己看的，我不觉得越来越差，我倒觉得越来越好。像《看上去很美》就是写给我自己看的。我自己觉得很好。

　　以后中国的文学肯定是要向两极发展的，一边是畅销书，写书就是为了赚钱，一边是纯文学，就是写给自己看的。现在大部分作家都在搞纯文学，其实像侦探言情之类的类型小说早该成行成市了，类型小说没什么难写的，就是放下架子，放下架子很容易就写出来了。内地也该出自己的金庸、琼瑶了。(李多钰)

　　2000年是个分水岭，一边是年已垂暮壮心不已的老一辈们，一边是活蹦乱跳生猛无比的新生代们。

　　有太多的新人类一夜成名：章子怡、周迅、陆毅、谢霆锋、韩寒、美女作家……名字多得让人都记不住，这是一个快速成名的年代，所有都不像原来那样需要长期催谷才能贩卖，成名要趁早啊，所有的人都在说。

　　还有老将们的且战且退：罗大佑的万人演唱会只能吸引年过三旬的老炮们，爱骂人的王朔在网上也鲜有人知。

　　老的还没有老去，新一代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们的视野也分外繁荣起来：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儿啊，无论别人说他们怎么浅薄，怎么无知。

　　一切都娱乐化了：艺术家们热衷于表演，注意力经济开始蔓延到文化娱乐圈。是啊，我秀故我在，另类、酷、新新人类……一切都和作秀相关。

　　独立战争时一位美国将军说：我们之所以征战不休，就是为了我们的后一代能够自由自在地跳舞和唱歌。和平年代里娱乐是我们生活的主旋律。

　　娱乐大众，也顺带着娱乐自己。

　　我骂故我在？

　　王朔：其实都是瞎胡闹

　　不冷不热，不急不躁，不气不忿，但你绝不能说他不真实。王朔是真实的，只不过——他有太多的无所谓。他坚持自己说话的权利，对大众文化偶像的批评触犯众怒，但他几乎从不回应那些“众怒”。他我思故我说，留下许多话柄，在传媒看来却是“我骂故我在”的姿态。

　　在2000年文化界的骂声一片中，王朔骂得最大胆，最出位，也最与众不同。他只是说了他想说的话。他不给已经成名已经被公认的名人积点口德。他对事不对人，但事实上被认为对人。由于他是王朔，声音被传媒放大了，也被公众过于高估。这就证明王朔仍然是许多人心目中虽不喜欢但不容忽视的作家。

　　2000年12月31日，王朔在深圳。他说评金庸评鲁迅都是瞎胡闹，他说近一年没有写东西了，他说自己仍然是吃写作这碗饭，他说他还会写长篇小说。

　　没有人知道王朔还会写下什么，或骂谁。显然，谁也不要指望王朔“老实交代”。无论在以往，还是在骂人与被骂的2000年，王朔都是他自己。他的严肃与真诚的火焰藏在海水中，而不以我们熟悉的方式悬在空中。王朔并不介意被误解，倒是传媒与公众很操心。

　　幸好有一个王朔，幸好只有一个王朔。要不然，我们的文化要么太矫情，要么太混乱。

　　关于骂人

　　新周刊：你对金庸和鲁迅的评价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对此你怎么看？

　　王朔：其实都是瞎胡闹。谁都有说话的权利，我可以说别人，别人也可以说我，谁都有说话的自由。说什么是自己的事，我对别人怎么说我不怎么在意。人不能为别人活着。当面说我好，也许背后就是在骂我；当面说我不好，我也不觉得怎么着；当面什么都不说，也许背后在说。有什么背后说不如当面说。至于评论家，人家也是靠这个吃饭的。

　　新周刊：你对鲁迅的真实态度怎么样？

　　王朔：当然他是很了不起啦。但是他也不是神。

　　关于写作

　　新周刊：2000年的写作情况如何？

　　王朔：其实2000年一年基本上没有写东西，2000年发的东西都是1999年的。

　　《无知者无畏》、评金庸、评鲁迅都是1999年约的稿。很多时候就是说出来的，比如老侠的《美人赠我蒙汗药》。

　　新周刊：今年崔健得了一个奖，评价崔健的那段文字总是写的吧？

　　王朔：那是写的。催了好几次。我认为崔健还不错。

　　新周刊：你这次来深圳参加祈愿晚会，像这样的社交活动多吗？

　　王朔：社交不是太多。老跟家人在一起又没劲，总是这拨朋友。现在谁还交推心置腹的朋友？能有酒肉朋友就不错了。

　　新周刊：你认为社交会影响你的写作或内心生活吗？

　　王朔：应该不会。写作是自个琢磨的事。看什么书都没用，别人影响不到你。新周刊：你认为自己写作最巅峰的状态是什么时候？你认为自己现在在状态中吗？

　　王朔：没有什么巅峰状态。我觉得自己还是在状态中的。

　　新周刊：这话从何说起——你刚才说你一年没有写东西。

　　王朔：我现在还是靠写作吃饭。有一些版税啊、改编费什么的。

　　新周刊：你有文稿代理人吗？

　　王朔：以前我也有过代理人，但代理人都没有我懂。现在我在台湾还有个代理人，但台湾市场很小，我的书在那儿卖得并不好，他主要代理面向欧美的翻译作品，以及在海外收一点钱。

　　新周刊：你觉得目前写作的社会氛围，与你以前比怎么样？

　　王朔：我觉得写作氛围其实比以前退了，有点17年的样子。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作家出书其实比以前更难了。以前描写私人生活的小说不怎么被注意，现在盯着你的人多了，弄得人缩手缩脚的特别没劲。

　　新周刊：写过那么多东西，有很多人爱看，盼着你再写，你不写不觉得是一种浪费吗？

　　王朔：不能因为别人希望你写你就写。有时这种人比敌人更可怕。敌人该怎么着怎么着，但这种人你又不能伤害他。

　　新周刊：你还会写长篇小说吗？

　　王朔：肯定会写。

　　关于其它

　　新周刊：今年对“文化在中国”网站介入得深吗？

　　王朔：其实这个网站做得并不太好。我只是股东之一。今年夏天到秋天，我花了不少时间。毕竟是办公司。(今年不怎么写也与此有关。)我对上网不是太懂。

　　新周刊：“文化在中国”网站的访谈室几乎把当前的文化新秀一网打尽了，与你是网站负责人有关吧？

　　王朔：没有，那都是编辑做的，编辑自己定人，邀请来访谈的。

　　新周刊：你对像美女作家之类的年度文化事件关注得多吗？

　　王朔：我不太关心这个。

　　新周刊：看过张元的电影吗？

　　王朔：看过好几部，张元的电影不错，有点意思。

　　新周刊：现在离新世纪不到一个小时了，说说你的新世纪愿望吧。

　　王朔：还真没什么愿望。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感，2001年不就是明天嘛！我也没有具体的赚钱目标，又没有什么东西要添置，不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都40岁的人了，不能专做有益的事情。(笔录：滨海明珠）

教你买服装侃价的三招"必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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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有媒体报道，砍价已成了一种新职业，沈阳一位邹先生就注册了全国首家砍价公司。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圈子内公认的逛街高手，得知现在高手们流行一句术语———称逛街为“淘货”，衣服样式好不好看，在高手说来就是“货色好不好”。既然逛街成了“淘货”，那么不仅仅要能慧眼识好“货”，更在于能以合适甚至低的价格拿下，几位高手总结了多年“淘”的经验，愿意与读者分享这套与服装店老板讨价还价的“方法论”。 　　 　

　　■方法之一：看到中意的衣服不可喜形于色 　　 　　

　　“在一些个性十足的服装小店，不经意间发现了令人眼前一亮的，并且能一见钟情的衣服的概率是非常高的。但是此时千万不可以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立马眉开眼笑，跑去向老板询问价钱。”“淘货”高手陈小姐向记者讲述着。“如果让老板察觉到你对这件衣服喜欢得死心塌地了，那么他往高里喊价的风险也就随之减少了许多。”的确，从刚刚开始发现喜欢的商品，并且有了购买欲望的时候，和老板的心理战就打响了。那么比较“行家”的做法又是怎么样的呢？陈小姐告诉记者：“发现好衣服的喜悦要藏在心里，脸上要不露声色。你可以漫不经心地先摸摸衣服的料子，或者对老板提出试穿的要求。价钱大可不必急着问。穿上之后，还可以再和老板过几招，比如问问这个款式还有没有别的颜色，即使身上穿的这个颜色你已经非常喜欢了；或者说‘要是袖子再长点就好了’之类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话。这时，老板多半会打圆场，说这件衣服的好话，但你千万不能就随着他的思路走了。当他的好话说得差不多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问价了。让老板觉得你不是特别喜欢，凑合卖了算了，所以开的价钱一般不会很高。”

　　■方法之二：杀价要心狠嘴辣 　　 　　

　　“当试穿后发现没有什么问题，一切中意后，和老板之间关于数字的拉锯战就拉开了帷幕。这段时间，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心慈手软，要知道心软了，就得多掏银子，这没二话。”陈小姐很认真地说道。“有些时候，看准的衣服自己要有个心理价位，什么面料，什么款式，以及商店所处的地段是否为繁华地段等等因素都与商品的价格直接挂钩。一件纯棉的长袖T恤衫，一般质量再好的也就40-50元，可是很多老板会喊出100元以上的价格。此时，你大可以做出掉头就走的架势，以示老板不是诚心想卖衣服。老板们则会拉住你，向你说这是有牌子的正宗货，或是出口转内销的外贸货，质量有多好等等。而你却不必理会这一套，因为谁都知道真正名牌的衣服都在大商场，小店买衣服图的是个性和时髦。所以，你可以喊出比自己心理价位稍微低点的价格，也许是他喊出价钱的三分之一都不到。此时，老板必然会向你加价，而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价钱不能松口，大不了不买。几个回合下来，老板只要拗不过你，多半会在你开出的价钱上稍微加点，这也许就正好是你的心理价位，你也就给个台阶，点头付钱收货吧。”

　　■方法三：天涯何处无芳草 　　 　　

　　众所周知，小店里的衣服是跟着一阵阵流行风而来的，很多时候在这家店里看到的衣服，在另外一家店里也能看到，有时也只是在细节的地方有些无碍大局的小变化而已。陈小姐说：“想跟风的话，就要多多了解一些行情，当然就必须要腿勤，要货比三家了。”其实陈小姐此时说的货比三家，指的就是价比三家，同样风格的衣服在不同的小店就会有不同的价钱，当然这也和衣服的面料、小店所处的位置相关。陈小姐接着介绍道：“对于此类的衣服，可以多在几家商店逛逛，若其中有店主流露出想和你商量商量价格的意向后，你也不必急着和他开始口水仗。你可以很轻松地说在别家店也看到过这样的衣服，质量不见得差，价格比你低一半，即使你以前根本就没有问过价钱，不是都说兵不厌诈吗？此时，小店老板们会很急切地表明你不识货，以那样的价格绝对买不到。当然，你可以很轻松地说一句去别家再看看，即使没有买到衣服，起码也摸清楚了行情。来到下一家店和老板理论的时候就有了心理准备，还下来的价钱也差不到哪里去了。”

　调查报告：中国高中生性开放态度令人吃惊  

    中国教育机构所做的一个调查显示，中国当代中学生对待性的开放态度远远超出他们父母的想象。有人认为，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偷尝禁果是整个社会经历30年改革带来的后果，也给中国性教育现状提出了挑战。

　　*调查结果*

　　超过半数的受访高中生可以接受一夜情；6.2%的受访学生已经有过性经历；几乎所有的受访女学生都表示会同意男方提出的发生关系的要求。这些数字就是北京的教育机构在2300名高中生中所做调查的结果。这份星期四发表在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上的调查显示，学生们初次发生性行为的平均年龄是15岁。

　　参与调查的2千300名高中生来自北京市宣武区，他们中的3成人说，只要双方愿意，青少年发生性行为没什么大不了；而55%的学生说，是否发生关系要看双方是否相爱。在被问到如果男方提出性要求自己是否会满足他们时，接受问卷调查的1千300名女生中只有6个人说“不”，很多人回答说，“只要他爱我，我可以同意。”

　　*社会几十年变革转型结果*

　　对于在传统上一向崇尚贞操的中国社会来讲，高中生这种对性的开放态度让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吃惊。但是，有学者指出，这种反叛的城市青少年文化正是中国社会30年转型的结果。

　　与他们父辈不同的是，现在的青少年拥有很多渠道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信息，由于未成年人占网络用户的20%，充斥在网站上和垃圾邮件里的煽情与色情内容都某种程度影响青少年，使他们在青春期原本很正常的对性的好奇得不到恰当的引导。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梅梅说：“新的一代对性持开放的态度，我们得出结论只能是，这是社会快速变化的结果。”

　　*缺乏适当性教育及引导*

　　同时，学校和家长对于越来越早熟的孩子们似乎缺乏足够的准备和引导。比如，很多人觉得偷尝禁果是不爱学习的“坏孩子”才会做的事情，但是，2004年出版的一本名为《藏在书包里的玫瑰》的调查报告采访了13名有过性经历的北京中学生。调查者发现，这13个人里，半数以上是师生公认的好学生；三分之一来自重点中学，甚至是名声显赫的学校；再者，生理上已经开始出现性特徵的青少年往往无法从老师和家长那里得到关于性、异性和安全性行为等问题的指导。

　　《藏在书包里的玫瑰》的调查报告发现，13个孩子初次性交时都不用安全套；他们对学校与家庭的性教育100%不满意；父母与教师都不知道他们有过性交经历。

　　由于性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中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地位，青少年很难得到一个健康公开的讨论性问题的环境，在学校和家庭这道“官方”的大门被关上之后，他们只能通过“地下”渠道偷偷摸摸地去揭开性的神秘。而很多人通过网络、游戏、电影、书刊了解来的东西往往只能刺激他们对性行为的向往，而对于与之相关的安全措施、性心理等却没有足够的准备。

　　比如，在受访的2千300名宣武区高中生中，超过40%的有过性交行为的人说，他们初次性交时没有使用避孕措施。《藏在书包里的玫瑰》一书中所访问的女学生说，偷尝禁果后产生了自暴自弃的想法，认为自己和妓女没有太大区别。

　　*各界对性教育现状担忧*

　　越来越普遍的中学生性行为引起各界对中国性教育现状，特别是缺乏避孕和防治性病教育的担忧。目前，中国大陆每年的150万堕胎妇女中，有四分之一是未成年少女，少女怀孕的事件也越来越多。

　　据大洋网报导，广州市各大医院的妇科门诊都记录很多未成年少女堕胎的病例。在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2004年3月未成年少女人流的有10人，药流8人，年龄介于16到20岁。据医生介绍，来做人流的未成年少女中，最小的只有13岁，而以17岁的最多。

　　虽然流产带给未成年人身体和心理的伤害不言而喻，然而诸如在街头宣传使用避孕套，向青少年发放避孕知识和避孕工具一类的做法，还是很难得到家长和学校的完全认同。

　　*应改变社会谈性色变现状*

　　据北京晨报报导，北京市性教育协会理事宗春山说，完整的性教育教材内容应包括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性法律4个方面。目前北京基本没有这种专门的性教育教材，中学里虽然开设生理卫生课，但是一些青春期性教育知识常常被当作“敏感内容”而被跳过去不讲。

　　宗春山认为，应该从幼儿园开始就有性教育，因为这时候孩子们还没有进入性敏感阶段。他还说，教育青少年的责任在老师和家长身上，而推行完善的性教育的关键之处和难处也在于教师和家长总是提“性”色变，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和障碍。